您当前的位置:黄舣新闻>综合>大国三农经验的世界分享:没有“受援国”只有“东道国”

大国三农经验的世界分享:没有“受援国”只有“东道国”

时间:2019-11-10 13:14:43

编者按: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位于南半球或发达国家的南部,因此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也称为“南南合作”。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参与者。通过分享发展经验和传授专业技术知识,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涵盖医疗保健、教育和农业等许多领域。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新发展倡议,为多边南南合作注入了新的时代。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农业经验和技术,提供各种支持是多年来合作的亮点之一。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和学者,这次集中讲述了他们与坦桑尼亚当地农民一起种植玉米的故事。这个项目并不大,但它只是新中国成立70年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的一个美丽缩影。这揭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援助的合作道路:更有“基础”因而更适用的发展经验,基于“平等”和“主导地位”的合作,另一方是“东道国”而不是“受援国”,使“东道国”成为项目及其自身发展的主导力量。

这可以追溯到1956年,当时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的文章中指出:“因为中国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6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现在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乍一看,它不会改变。

中国和坦桑尼亚成千上万家庭玉米密植增产技术示范项目启动仪式合影。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长篇报告]

“让我们欢迎许教授先说几句话……”

2018年,当徐秀丽应邀作为中国外援专家在坦桑尼亚项目现场会议上发言时,她有点茫然,仿佛回到了14年前。当时,她刚刚加入这项工作,正在协助加拿大的中国援助项目。在这些活动仪式上,来自加拿大的专家被邀请首先上台“说几句话”。

徐秀丽,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2004年毕业于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其前身之一的农村发展研究所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德农业综合发展中心”。"中德中心是德国中国援助计划的产物."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圣坤说。

自1990年以来,在中德中心的支持下,包括徐秀丽博士生导师李小云、现任人文发展学院院长周圣坤、叶仲晶在内的十几名青年学者一直在德国、荷兰等地学习。十三年后,李小云、周圣坤和人文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来到了靠近赤道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利用发展科学知识和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提高当地农业发展水平。

这一次,他们从受援国代表变成了捐助国专家。

坦桑尼亚农民种植玉米

1990年,在欧洲留学时,李小云去坦桑尼亚考察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这就是我的坦桑尼亚情结开始的地方。”2010年,作为世界银行的国家专家,他再次来到坦桑尼亚,就农业发展政策向坦桑尼亚提供咨询。

李小云(右一)和当地农业官员正在调查当地农民的情况。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当时,人文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云也曾担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顾问。在坦桑尼亚建立扶贫试点的想法诞生了。前一年,现任南南农业合作研究所执行主任的吴进,在经营坦桑尼亚剑麻农场的中国农业发展集团的帮助下,进入了莫罗戈罗省佩亚皮亚村。

由于这种关系,2011年,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组织的非洲首个村级扶贫学习中心项目落入裴亚培亚村。

玉米是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农民把玉米磨成面粉,做成味道类似中国海绵蛋糕的食物。李小云在调查中注意到,习惯于广种少收的当地农民,田地里玉米种植密度严重不足,每英亩只有6000-9000株(约6.07亩)。

周圣坤仍然记得农民第一次来的时候种玉米的方式:男人扛着锄头,当他们抬起脚的时候,锄头被举得很高,当他们安定下来的时候,锄头被锄在地上,一步就是一个坑,男人跟着女人把种子埋在坑里。吴晋所描述的其他作物的播种,是人们站在田里,以半弧形播种,无论落在哪里,都会落下。

李小云估计,在这种种植方式下,玉米的平均产量只能达到每英亩300至500公斤,这就转化为中国的亩制,即每亩约49至82公斤,“非常非常低”。

但另一方面,曾是中国第一位作物栽培医生的李小云发现,这些玉米的“秃尖率”相对较低,表明自然土壤肥力的供给仍然充足。

基于这些基本条件,并考虑到当地农民没有财力承担化肥的使用,李小云团队设计了一套以合理密植为核心,辅以间苗、中耕除草、保湿、土壤栽培等劳动密集型玉米密植方案。这只需要劳动力投入。

为了让村民们改变过去随机估算行距的做法,周圣坤去当地商店定制了一条“播种绳”:每隔30cm系一条彩带来标记播种点。播种时,这根“播种绳”的两端系在木桩上,插入地里,两根木桩旁边放置一根约75厘米的木棒,与“播种绳”垂直。一排播种完成后,两端的农民同时将木桩移到地面上木棒的另一端。插入木桩后,他们重新安排木棒的位置,以确保合理和固定的行距。这种行距和行距不仅提高了种植密度,而且便于后续除草等工作。

吴进(右一)指示当地农民用播种绳播种。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然而,裴亚培亚村的农民对来自中国的技术持怀疑态度,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第一年采用了这项技术。2012年,该村挑选了10个示范家庭,每个家庭拿出一英亩土地来尝试中国技术。然而,示范家庭在选择地块时非常“随意”。吴进回忆说,这些地块要么是新鲜的,要么被一场小灾难淹没了。10个示范家庭尝试了中国技术,但没有任何效果。

我以为又是失望的一年,但我不认为皮亚佩村的村干部在自己的领域里偷偷尝试过。村官告诉周生坤,在使用中国技术后,他家的玉米产量翻了一番。

当地妇女掌握着项目的结果。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中国的技术终于开始慢慢传播。2013年至2015年,新示范家庭的数量分别为31个、44个和53个。"这家商店后来制作了自己的“播种绳”出售。"周胜坤笑着说道。

去年,周圣坤第19次回到裴亚培亚村,发现该村450余户家庭中有75%采用了中国技术,“产量可提高50%至180%。”

过去,收获后,农民会出售玉米并将其转化为现金以支付各种费用,但这是最低的价格。当口粮不足以食用时,将以最高价格购买食物。"导致我缺少剪刀."徐秀丽说。

为了解决紧迫的需求,穷人总是无法看到长期的理性选择。

然而,中国专家的“小技术”和由此带来的“大丰收”,使裴亚培亚村的农民能够节省多余的粮食,缓解高价收购的压力,也使他们的生活逻辑有可能发生变化。

中国农业技术“各县各村争创”

南南农业合作研究所副所长唐·丽霞也是李小云的学生。在到达坦桑尼亚之前,她对李小云和他的团队对项目结果的描述不太确定。

唐丽霞(左二)、吴进(左三)和示范户正在调查项目进展。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唐·丽霞以前在中国访问过许多项目,帮助非洲进行研究和评估,在非洲有很多经验。“它在项目现场和项目周期中都是成功的,但是在项目现场和项目周期之外……”唐·丽霞摊开手。大多数情况下,当专家离开时,项目的运作陷入停顿。一些学者将其总结为“快速上马,快速取得成果,快速从马上摔下来”

2017年,唐·丽霞来到坦桑尼亚评估她的同事们的工作。在瓦西姆村,农民们准确地向她描述了中国技术的各种细节,这与李小云团队的设计完全一致。她意识到这次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她以前看到的情况确实不同。

瓦西姆村(Wasim Village)是李小云团队的第二个试点村,这也意味着该项目处于第二阶段。"我们故意退后一步,让当地政府来做。"吴进说。周圣坤介绍说,在第一阶段,中国专家是主要的向导。第二阶段,在科技部的支持下,他们开始关注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

一方面,他们多次邀请高层官员参观项目现场,给村里的政府官员实施项目的动力和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要么开展地方培训活动,要么邀请官员到中国考察学习,实地观察中国基层干部如何“包村包户”。李小云称之为除技术经验演示之外的机构经验演示。

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徐秀丽在中国的经验总结。"要致富,先修路。"徐秀丽笑着说道。但是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会先给钱,然后再建设,这对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来说更容易。”武进说,然而,在裴亚培亚村,他们试图通过让当地农民参与一些小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

当地人对这群中国专家的行为感到困惑。“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建造它。”吴进说,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人想做的项目,而不是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根据徐秀丽的说法,经常与西方援助人员打交道的当地人更熟悉给援助人员“预算”的援助方法。当地人为救援人员工作,就像他们在工作一样。

裴亚皮亚村,一个由当地农民装饰的村办公室。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经过长时间的动员和等待,当地农民最终参与了饮用水管道、道路和村办的建设。第二个试点村瓦西姆的农民熟悉中国的做事方式,自发地建立了村办公室。“第一个村办公室仍然有一些中国风格,第二个村办公室的颜色和装饰都很有地方特色。”徐秀丽说。

在瓦西姆村,徐秀丽观察到当地居民自发建造的酒吧和商店等商业设施逐渐聚集在过去建在荒地上的村办公室旁边。与此同时,农民收入的增加开始雇佣劳动力,这导致了周围村庄的就业。参加示威的农民将留出8公斤适应中国技术的改良种子,即每年玉米收获后播种在一英亩土地上的数量,交给没有参加示威的农民,帮助他们迈出减贫的第一步。

2018年,项目将进入第三阶段,在莫罗戈罗省10个村庄推广1000户,被称为“万户万亩玉米密植增产技术示范工程”。

"将近2000户家庭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正在坦桑尼亚进行培训的吴进告诉记者,在第三阶段,当地官员作为主导力量参与了项目的规划、实施和管理。

唐丽霞也在第三阶段加入了这个项目。由于坦桑尼亚的路况很差,该团队最初想选择地理位置相对较近的10个村庄,但当会议在该省举行时,“所有县和村庄都在竞争,最终不得不平均分配。”在采访中,唐·丽霞的笑容既开心又无奈,因为她只需在12小时内行驶300公里就能到达10个分散的村庄完成初步研究工作。

接收者和助手的角色互换。

1987年,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医生李小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又称“第九医院”。

在他的几年工作中,他会见了他的母校当时的副校长毛大儒教授和当时的校长史元春院士。应两位校长的邀请,李小云于1989年回到母校,加入德国援华项目之一的中德农业综合开发中心,成为中德中心的实际负责人。“当时,人类发展研究所西侧小楼里的这些橱柜、桌子和椅子都得到了德国的帮助。”徐秀丽指着办公室里的柜子和书桌说。

根据商务部网站上的数据,自1982年以来的30年中,德国政府共向中国提供了12.1亿美元的无偿援助。中国也是德国政府免费援助的最大受援国。

早期中德中心的工作更多的是研究、发展和促进农村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李小云是第一个开始。包括叶仲晶在内的一批年轻学者通过中德中心项目,前往德国、荷兰等国系统研究农业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回国后,中德中心的工作逐渐转向支持在中国实施国际项目的咨询领域。

1998年,中德中心团队召开内部会议。大家都同意中德中心不应该成为商业发展咨询公司,而应该作为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部门而存在。此后,中国第一所发展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正式成立,由李小云任院长。2002年,农村发展学院(College of Rural Development)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相关系合并,成立人文与发展学院,李晓云任院长至2015年。

李小云回忆说,“今天我们农村发展学科的最初源泉”是德国代表送给他的一本小册子,书名是《农业综合发展指导方针》。在这本英语教材中,李小云理解了一些框架概念,如参与式发展和农村发展。然而,这些外援国家或中国的外援工作在发展科学的术语中被称为“国际发展援助”。

中国是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接受援助最多的国家。

197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批准了中国的急救计划,并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接受西方的发展援助。根据世界银行商业评估局2004年撰写的《中国:国家援助评估报告》(China:Country Assistance Evaluation Report),从1981年到2000年,以日本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各种国际组织共向中国提供了1,16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低息、无息贷款和无偿赠款,而前两种方法占援助总额的绝大部分。

这些发展援助涵盖农业、工业、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和其他方面。前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事司副司长孙洁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回忆说,科学名称为西蓝花的绿色花椰菜是联合国援助的北京蔬菜研究中心的进口品种,“我小时候没有吃绿色花椰菜,只有白色花椰菜。”李小云表示,德国政府还通过中德中心在中国设立了12个援助项目,包括畜牧业、玉米和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徐秀丽认为,中国人民比较熟悉的苏联援助也可以算作一种发展援助。

在接受国际发展援助的同时,发展援助也提供给外部世界。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题为《中国对外援助》的白皮书。根据白皮书,始于1950年的对朝鲜和越南的物质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开始。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唐·丽霞和李小云研究了中国援助非洲的历史。他们发现,中国的外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延伸。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援专家将“八字宪法”和“大寨模式”引入非洲,帮助14个非洲国家推广种植70万亩水稻。然而,这种大规模的农业援助模式依赖于具体的动员机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某些耕作技术和经验。中国专家离开后,这些项目立即陷入困境。

改革开放后,中国专家也试图利用承包制度改造早期在非洲建设的农业项目。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也被引入到援助项目中,通过企业经营来维护和维持援助项目。

2011年,李小云的团队曾受益于国际发展援助,来到坦桑尼亚,为这一叙述增添了新的色彩。徐秀丽笑着说,在当地的农业大学,他们相当于建造了另一个“中德中心”。

坦桑尼亚示范家庭收获丰收。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国际发展援助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准。

"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帮助我们?"许多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中国合作伙伴都这样问李小云。事实上,李小云第一次接触国际发展援助时也有同样的疑虑。

根据国际发展援助组织的自我报告,李小云过去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有资金和技术,他们想帮助我们发展。”他对此“一直深信不疑”。

然而,经过近30年发展科学领域的精耕细作,李小云对此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和总结。“原因不超过三个:道德、效用和国家发展后向外扩张的冲动。”李小云说道。

在李小云和团队中其他学者的研究中,“道德”的维度包括缓解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的人道主义伦理,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过去殖民化造成的发展结构性压迫的责任感和补偿。战略、商业、贸易和其他考虑和需求可以包括在“功利”层面。

第三点是李小云的经验结论:许多发展成就不如中国的新兴经济体,在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将发展国际发展援助,增加外汇交流,提高国家能力。

徐秀丽认为,这是因为经过70多年的演变,国际发展体系已经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政治、经济和军事一样。在对李小云的著作《发展援助的未来: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的书评中,徐秀丽指出:“国际发展体系是当代全球秩序和现代国家标准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存在于当今的国际体系中。无论主观上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实践中有多少参与,这一制度都是存在的,不能回避,必须进入。”

"虽然国际援助的发展源于冷战,但它客观上促进了全球和平与发展."徐秀丽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规定,成员国需要为国际发展援助分配一定比例的资金。经过多次调整,这一比例在1993年被确定为“国民总收入的0.7%。传统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平均占其国民总收入的0.3%。

然而,中国没有加入这个发展援助委员会,但一直强调行动应基于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框架。

现有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已受到有关“有效性”的质疑,发展援助的产业化,以及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援助时附带基于西方价值观条件的做法也遭受了诟病。而早在1964年,中国政府即已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

上海快三 北京11选5投注 500万彩票

栏目热门
随机新闻

© Copyright 2018-2019 podiyi.com 黄舣新闻 Inc. All Rights Reserved.